1958年10月下旬的卡拉奇天气闷热，驻巴基斯坦使馆二层小楼的吊扇吱呀作响。耿飚伏在书桌前，反复推敲一份电报，短短几十个字却改了又改：他想离开外交岗位，回国换个环境。最终盛宝策略，他还是按下了电钮，电波沿着陆海光缆发往北京。
几天后，北京来电回拨。陈毅的回复没有外交辞令，只有一句硬邦邦的话：“耿飚，这种辞职做法不对，我刚上任你就撂挑子，我不同意！”据在场的秘书回忆，陈老总把茶杯往桌上一放，瓷盖当即跳了两下。
耿飚并非一时冲动。自1950年奉命出使瑞典以来，他辗转丹麦、芬兰，再到南亚巴基斯坦，九年奔波让这位老红军心里生出回部队的念头。可在陈毅眼里，正是这九年，让新中国多了一位既懂战场又熟悉谈判桌的行家。
不久，周总理的电报也到了。“九年来你在外交方面有成绩。国际形势瞬息万变，目前正是需要人手的时候，希望你留下。”字数不多，却让耿飚明白了分量。周恩来是他走上外交路的引路人，话虽温和，却无可推辞。
回想起1950年春天的北京西郊机场，耿飚仍清楚地记得周总理那句“为了独立，为了和平，为了友谊”。当时，他和一队同行乘国际列车北上莫斯科，再转赴斯德哥尔摩盛宝策略，创立中国驻瑞典使馆。瑞典夏季休假制度让他们在莫斯科多耗了近两个月，耿飚由此悟到“调研先行”的要义，也从此把“多请示多汇报”写进日常工作表。
1956年初，他奉调赴巴基斯坦。临行前，贺龙元帅在电话里半开玩笑地说：“小耿，咱们一起去，路上也热闹。”耿飚却坚持先行，提前与巴方核对礼宾细节——开国大使磨出的习惯，让他对任何细节都不肯含糊。
巴国首都卡拉奇的海风夹着盐味，庆典上十万群众鼓掌欢呼。耿飚陪同贺龙与新任米尔扎总统握手时，脑海里突然闪过延安窑洞里毛主席的嘱咐：“到国外仍要调查研究。”如今的场面，比当年在敌后交换情报的风险小得多，却更考验耐心与智慧。
驻巴期间，他做的第一件事是跑遍拉合尔、白沙瓦等城市，梳理当地媒体和宗教领袖对华态度。有人戏称他是“大使里的参谋长”，因为记录本密密麻麻，如同过去在野战部队写作战日记。正是这些数据，让他在北京与巴基斯坦划界谈判时有备无患，后来南疆边境勘界文件里随处可见他的批注。
1958年，国内大跃进的消息频传，耿飚感到国家建设进入新阶段盛宝策略，自己或许该回炉支援工业口。于是有了那封让陈毅发火的电报。然而，周、陈两位领导的态度把这条路堵得死死的。耿飚告诉自己，军人要服从命令，外交同样讲究阵地意识，无非把战壕换成谈判厅。
他收回心思，继续在伊斯兰堡（当时尚未迁都）推进友好项目：中方医疗队进山巡诊，技术人员修筑喀喇昆仑公路前期勘察，文化代表团带着京剧走进白沙瓦礼堂……这些后来被证明是奠基性工程。
1959年10月，他终于奉调回国，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，主管南亚、东南亚事务。陈毅对他说：“耿飚，你是从部队里走出来的，把参谋长那股务实劲带到外交部。”这话他一直记着。边界谈判的文件堆成小山，他常常通宵审阅，然后第二天一早照样准时出现在办公室。秘书忍不住问：“副部长，这么拼，吃得消吗？”他抬头笑笑：“打仗更苦，和平年代值什么？”
1960年8月，他陪同陈毅访问阿富汗。飞机跨越兴都库什山脉时，陈毅开起玩笑：“今天咱们见国王，又得写诗咯！”耿飚接口：“达乌德首相还是亲王呢，可得分清称呼。”机舱里一片轻松，可一落地就进入节奏：会见、谈判、签署《中阿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》，每一步都紧扣时间表。
回国途中在乌鲁木齐停留，地方干部邀请做报告。陈毅因旅途劳累身体不适，指着耿飚说：“外线作战归你。”耿飚跑了数百公里，向各族代表说明邻邦睦邻政策缘由。场面不似宣传口号，而是用地图、数据、实例说服听众，教条味全无，却收效显著。
这一年，世界格局正悄然变化：印度与西藏边境摩擦升温，老挝局势摇摆，美苏冷战从欧洲延伸到亚洲。外交部的灯光常亮到深夜，耿飚把南亚几个国家的报纸剪贴成厚厚一册，陈毅路过时随手翻阅，直说“有料”。
有人评价耿飚“不是科班出身，却像教科书”。其实他最信一句老话——“干中学，学中干”。瑞典的礼宾排场、巴基斯坦的宗教节令、阿富汗的部落结构，他都当作研究对象，归纳存档。后来谈判桌上常有人惊讶：“中国代表怎么连我们的地方节庆也知道？”对方不知道，那是来自偏远山区的手写调查报告，三易其稿后留在档案里。
1965年，他从副部长岗位调任军队，算是圆了当初“回部队”的心愿。回首当年辞职未遂，耿飚对身边年轻人只说了一句：“那封电报若真被批准，我可能就错过许多事。”话音平淡，旁人却听出几分庆幸。
至此，耿飚和陈毅之间因“辞职”而起的小插曲画上句号，却让外交战线多留了一位硬朗的老兵，也让中巴、中阿乃至更多周边友好协议有了稳固基础。陈毅的脾气来得快去得也快，他后来逢人便说：“耿飚是能干事的人，脾气我发得值。”旁人听罢，莞尔而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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